记录危机和灾难中的人们,导演范俭:秩序重建会超越疫情的破坏力_黄冲
原标题:记录危机和灾难中的人们,导演范俭:秩序重建会超越疫情的破坏力 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黄冲的脊椎、肺部。止疼药还未见效,疼痛让黄冲忍不住哀吟,但气若游丝,他也无力动弹。妻子杜进帮他擦掉因病痛而渗出的汗液,又照顾他躺下,这才背过镜头,面对窗户,捏着纸巾拭泪,克制的啜泣声传来。 主人公的哀伤穿过屏幕,扑向观众。这是导演范俭所拍纪录片《被遗忘的春天》中七分钟左右的影像。 范俭3月初来到武汉,应澎湃新闻之邀为这座城市拍摄一部纪录片。在对纪录片内容的专业判断之上,范俭考虑到要减少团队的拍摄风险,由此将镜头聚焦在社区里。 范俭选择的是位于汉口北部的丹东社区。三千多户居民居住于此,大多是中低收入家庭。这里的佳园小区一共出现过22个确诊病例。 《被遗忘的春天》导演范俭(左)与摄影师薛明(右) 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惧怕让不少社区居民失去了往日的内心秩序。社区内,人与人的关系变得不确定——疏离、提防、鄙夷又或者更紧密的相守。 丹东社区书记在工作中病倒,副书记陈琦临危受命,范俭团队的拍摄从跟拍这位女性社区工作者开始。 一次拍摄中,陈琦正在打电话,通过交谈,范俭才知道社区里有这样一对夫妻——男人是肾癌晚期,女人患有尿毒症,正在做透析。陈琦挂了电话后,范俭盯着她,说一定要介绍这对夫妇给他认识。 这对夫妇就是黄冲、杜进二人。 信任 一月份,癌细胞转移到黄冲的脊椎和肺部。但疫情让这座城市的医疗系统失去了往日的秩序,医疗资源被优先用于抗疫,肿瘤科医生也上了发热科一线。本来的住院计划被搁置,黄冲暂时只能在家里卧床,每日靠吃止疼药稍稍缓解疼痛。 这对夫妻的悲伤和坚忍藏在瞬间的表情、动作之中,被范俭的镜头捕捉到,又被传递给观众。 情绪是范俭纪录片的利器。 2009年,范俭开始拍摄汶川大地震题材纪录片《活着》,记录一对在地震中失去独生女的夫妇再生育的过程。豆瓣网友将影片中父亲祝俊生的几次落泪评为最打动人的画面。 比如有个场景,眼含泪花的祝俊生在范俭面前讲起女儿和自己的往事。在有意的克制下,眼泪将落未落,然而看着桌上一家三口曾拍的照片,祝俊生眼泪还是落了下来,但被他迅速用手抹去。特写镜头将这个男人失去独女的悲伤毫无遗漏地呈现出来,直白又尖利。 《活着》在2011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获得评审团特别奖。后来,范俭又拍了关于诗人余秀华的纪录片《摇摇晃晃的人间》,并凭借该片获得2016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长片竞赛单元评审团大奖及2017波兰WATCH DOCS电影节最佳长片奖。 2018年,范俭成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会员,参与奥斯卡评审工作。 范俭携《摇摇晃晃的人间》参与Hot Docs加拿大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这次拍摄《被遗忘的春天》,疫情带来不少挑战。 一次去医院拍摄,因为不熟悉紫外线灯的消杀流程,范俭和摄影师在紫外线环境下多待了几分钟,结果当天晚上眼睛就看不见了。滴了两天眼药水,眼睛才恢复原来的视力。 对范俭来说,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建立拍摄对象与自己的信任关系。 范俭擅长拍摄家庭关系,关心家庭内部所呈现的人性与情感。之前拍摄时,范俭都会近距离观察拍摄对象家庭。《摇摇晃晃的人间》上映后,片中主人公余秀华调侃,“我家的米都被范俭他们吃光了。” 这次也是计划要进入拍摄对象家中。一开始在跟拍陈琦时,范俭联系过小区内多个有新冠肺炎患者的家庭,“一般都不让我们进来。” “我完全可以理解,在这样的特殊时期,人与人的距离要拉开。”范俭也联系过在武汉的朋友,表达了自己想见面的愿望,朋友说:“我家有小孩,这次算了吧。” 最后,只有一个有新冠肺炎患者的家庭接受了范俭的拍摄请求,即片中另一户被拍的主要家庭——老潘一家。 老潘是小区物业的电工,确诊后一直在医院治疗,妻子蔡大姐和女儿环环未被感染。 蔡大姐不仅让范俭团队进入家里,还邀请他们留在家中吃饭。“这种信任太难得、太不容易了。”范俭感叹。因此,范俭要求团队不穿防护服去拍摄,“我不想给被拍者一种‘我防着他’这种感觉。蔡大姐后来给我递水、递牛奶,我也没有顾忌地喝了。”范俭相信,信任是相互的,在疫情期间,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之间情感上的沟通和理解尤为重要。 因而,在《被遗忘的春天》里,黄冲对于生的渴望、杜进对爱人的心疼、蔡大姐对于被歧视的迷惘和委屈……这些人们脆弱又真诚的瞬间情绪,统统被范俭收入纪录片中。 人性 在展开拍摄之前,范俭就发现疫情中存在一条“歧视链”。 “疫情刚发生的时候,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,中国被外国歧视;在国内,湖北人又被其他省份的人歧视;在湖北,武汉人也被歧视;即使在武汉,疫情早期的汉口居民也会被其他武汉人歧视。” 等范俭进入小区,他发现,这儿也是歧视链中的一环。 蔡大姐去商店买蚝油。有人看见她,尽管这个人戴好了口罩,还是急忙捂着口鼻走远。面对蔡大姐的多次询问“有蚝油卖吗?”,商店老板就在店门口也没做理会。 “你难道不晓得我们小区感染的是什么人群?” “物业的、唱歌跳舞的、出去吃年饭的,都脱不了干系。” “其实你和老潘都不属于讨厌的人,但你家老潘在那个圈子里。唱歌跳舞物业业委会的圈子是我们小区不喜欢的。” “按道理来说你们也是受害者,但是因为那个圈子里的人都这样,小区里的人对他们有想法。所以你又得这个病,别人肯定会有议论。” 蔡大姐去找志愿者买牛奶,在小区长廊,另一位业主站在离她两三米远的地方,噼里啪啦说下这些话。 蔡大姐迷茫地看着对方,只讪讪地答,“我们没跳舞。”她的丈夫老潘是小区物业的一名维修工,新冠肺炎轻症患者,当时正在雷神山医院隔离治疗。蔡大姐不明白,患病和身份有什么关系,难道新冠肺炎还挑人? “瘟疫往往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道德观,人们倾向于认为得了这些病的可能是道德有问题。”范俭提到苏珊·桑塔格所著《疾病的隐喻》中的观点。他认为,新冠肺炎也在被人们进行隐喻。蔡大姐在小区长廊遇到的那位业主,将疾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。 平日热情的蔡大姐在家中暗自垂泪。和老潘打电话时,她忍不住要讲自己在小区里被歧视的经历。女儿环环要她别说,别把负面情绪传递给在医院的老爸。而直到环环自己回到公司,回到她原本的社交圈,也遭遇了蔡大姐相似的“另眼对待”时,她才理解妈妈内心的不适。 “两代社交圈子都存在这样让人焦虑的情况。”“人性的鄙视链在任何一个微观环境都存在。”范俭说。 蔡大姐与环环/图源:影片截图 家庭 在范俭的镜头里,真情与疏离同样可见。 黄冲42岁,只比范俭小一岁,但已经患癌三年,全身的肿瘤有9公斤重。妻子杜进比他大两岁,因为尿毒症每隔两天必须去医院做透析。 黄冲以前练跆拳道,“一个人单打4个人,一脚能踢碎木板。”但现在他要借助轮椅才能外出,说一句话喘三下,疼起来在床上翻身都难。 “我愿意把我的寿命给他点,不想他那么疼。”杜进说。她一直陪伴着丈夫,照顾他饮食起居。 “我觉得有人在我就不辛苦,人不在了我一个人还孤单,我不愿意。起码他在,家就在。”黄冲后来拍CT,杜进守在门外。做完后,她急忙冲进去,并鼓励黄冲,“太勇敢了。” “我想活,我要活着。我很留恋她。”黄冲在镜头前泣不成声。 两人紧密的情感打动了范俭和团队,“杜进与黄冲那种坚韧的情感,是我特别想去体现的。再大的困难在这种情感面前也不是很吓人。” “我会选择在危机和灾难之下守望相助的人们作为拍摄对象,他们相互温存,彼此温暖。” 在拍纪录片之前,范俭毕业于武汉大学,做过法制记者和编导,更关注宏大的社会议题。 2003年,范俭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读纪录片专业的研究生,有了新的追求,他的作品渐渐更关心个体与人性,拍摄的议题大多与家庭相关。 还有一些内容没有呈现在纪录片中。疫情如何改变家庭内部的关系?范俭看到的除了黄冲与杜进的相守,也有一些家庭表现出来的疏离。有的患者被接回家中时,其他家庭成员反应冷淡。 “我想这个疾病可能也影响到了某些家庭内部的关系,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产生了影响。”范俭表示。 秩序 现在,黄冲后背的癌细胞控制住了,但也有转移到别处的风险。杜进每天照顾他打针吃药。虽然黄冲仍然不能自己走路,也不能料理自己,还要吃一种很贵的靶向药,但这个家庭仍在期待有奇迹出现。 杜进近日发布的朋友圈/图源:受访者 老潘已经结束隔离,在5月初回到了物业公司上班。女儿环环从被“另眼看待”的职场离职了,准备找一份新工作。环环认为,疫情促成自己去结束了本就不那么热爱的工作,并让她重新认识周围的人际关系,她会开始行动,展开新的人生。 就像她在片中所言,“我们能在一个地方工作7年,可能并不是多么热爱,而是因为懒。疫情让我们突然醒悟过来,这样过日子还是不行,要往前走,不能一直停在这里。” 三月初,范俭刚到武汉时,看到的是一座空荡荡的城市。而在拍摄的一个月间,他看着路上的人、车一点一点多了起来,“这个地方在恢复活力”范俭说。地铁运行起来了,人们开始走出家门,生活的秩序逐步恢复。 有人等待秩序,也有人自己建立秩序。 范俭特别提到小区里的刘叔,他和老伴疫情期间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淡定。“3月7号下种,4月26日就可以见瓜。”刘叔在天台种菜、养鸽子,每年记录作物产量。除了疫情期间鸽子不能飞,他们生活几乎没有受到影响。 刘叔在天台种菜/图源:影片截图 “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秩序里,自我建立的秩序可以超越疫情带来的破坏力。”范俭评价。 本网站上的内容(包括但不限于文字、图片及音视频),除转载外,均为时代在线版权所有,未经书面协议授权,禁止转载、链接、转贴或以其他 方式使用。违反上述声明者,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。如其他媒体、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,请联系本网站丁先生:chiding@time-weekly.com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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